那个冬天，我们县城的大街小巷，一夜之间，冒出了很多穿着红色马甲、推着崭新自行车的年轻人。

　　他们的自行车后座上，都绑着一个印着中国邮政字样和一只绿色大雁的、方方正正的绿色铁皮箱子。

　　他们是新出现的邮递员，送的却不是信，而是一种名叫特快专递的东西，据说，能把一份文件，在一天之内，从省城送到我们这个小县城。

　　我们家属院里的人，都觉得这东西又贵又没用，有那个钱，打个长途电话不就什么都说清楚了？

　　但很快，我就发现，我们家成了这栋楼里，唯一一个，会收到这种绿色铁皮箱子光顾的住户。

　　滨江路那次惨败的偶遇之后，妈妈像一个被戳破了所有幻想的气球，迅速地、无可挽回地，干瘪了下去。

　　她不再去那条灯火通明的路上散步，也不再刻意地推迟晚饭的时间。

　　她似乎彻底放弃了所有徒劳的、想要“抓住”什么的努力。

　　她迷上了十字绣。

　　她没有选择那些寓意着家和万事兴的牡丹，而是从一本不知从哪儿来的、很高级的杂志上，描摹下了一幅极其复杂的图案——一个穿着芭蕾舞裙的、孤单的女孩，正踮着脚尖，在悬崖边上，迎着月光，独自旋转。

　　那幅十字绣成了她新的战场。

　　她把她所有无处安放的时间、精力，和那些无法言说的、翻涌的情绪，都一针一线地，倾注了进去。

　　她的手常常被细密的针尖扎出细小的血珠。

　　她只是看一眼，然后把血珠吮掉，继续面无表情地绣着。

　　而就在她几乎快要把自己，也绣成画里那个孤单的舞女时，那个穿着红色马甲的年轻人，第一次，敲响了我们家的门。

　　他送来一个厚厚的、印着特快专递字样的文件袋。收件人，是妈妈的名字。

　　我看到妈妈在签收时，那双因为长期捏针而指尖有些发红的、漂亮的手，在微微地颤抖。

　　她关上门，背靠着门板，站了很久，才慢慢地拆开了那个文件袋。

　　里面，不是我想象中的什么信件或礼物，而是一叠厚厚的、关于“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”的、最新的文件汇编和政策解读。

　　文件的首页，夹着一张小小的、打印的便笺，上面只有一行很公式化的话：

　　“程蕾同志：此乃省局最新下发材料，关系到我县年底税收任务能否完成的重点工作，望认真研读，并于下周三前，提交一份学习心得及工作建议。——吕茂军”

　　我看不懂这短短几行字背后的深意。

　　我只看到，妈妈看着那张便笺，看着那个熟悉的、苍劲有力的签名，那双死水般平静的眼睛里，有什么东西，正在缓慢地、一点一点地重新亮起来。

　　那不是喜悦，也不是激动。

　　那是一种……一个快要溺死的人，被重新允许浮上水面呼吸时，那种劫后余生般的、巨大的、无法言说的复杂情绪。

　　她没有说话。

　　她只是把那张小小的便笺，仔仔细细地，从文件上撕下来，然后，把它夹进了那本厚厚的《复活》里，夹在了她看过无数遍的、玛丝洛娃获得救赎的那一页。

　　从那天起，特快专递成了我们家新的访客。

　　每隔几天，那个穿着红色马甲的年轻人，就会送来一个新的、厚厚的文件袋。

　　妈妈的生活，重新被工作填满了。

　　她又变回了那个我熟悉的、在灯下奋笔疾书的、一丝不苟的税务干部。

　　而我，则在那段看似恢复了平静的日子里，迎来了我童年中，最快乐，也最“富有”的一段时光。

　　这都要归功于一种从广州传过来的、名叫四驱车的玩具。

　　那是一种需要自己动手组装的、带着马达和电池的、可以跑得飞快的塑料赛车。

　　一夜之间，它就取代了玻璃弹珠和拍画片，成了我们学校所有男生之间唯一的硬通货。

　　拥有一个龙头凤尾的底盘，或者一颗猎豹马达，远比期末考试考了双百，更能赢得同学的尊敬。

　　我们学校门口那家小小的文具店，也紧急地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搭起了一条塑料的、高低起伏的专业跑道。

　　每天放学，那里都围满了男生，空气中充满了马达刺耳的“嗡嗡”声，和塑料车壳碰撞的“啪啪”声。

　　林海峰，理所当然地，拥有了全校最豪华的车队。

　　他的车，都是他爸爸托人，从香港带回来的田宫原装正品，光一个车壳，就比我们买一整辆奥迪双钻还要贵。

　　他的工具箱里，塞满了各种我们闻所未闻的秘密武器——镀金的导电片、滚珠轴承、甚至还有一小瓶专门给马达降温的、带着奇怪香味的神仙油。

　　他看不起我们这些玩着盗版车、用着最廉价零件的土鳖，而我们，也满足于在自己的小世界里，享受着那种纯粹的、关于创造和竞赛的快乐。

　　他像一个孤僻的、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技术大师。

　　他会一个人，在跑道边上，蹲上一整个下午，反复地，调试着他赛车上某个齿轮的咬合度。

　　他看我们的眼神，不再是轻蔑，而是一种更纯粹的、属于工程师的、不屑一顾——他觉得我们这些只会把零件随便装起来的菜鸟，根本不配和他讨论技术。

　　而我，也拥有了我人生中第一辆属于自己的四驱车。

　　那是我用整个暑假，帮邻居王阿姨跑腿买菜，换来的零花钱，买的一辆最便宜的冲锋战神盗版车。

　　我花了一整夜的时间，照着说明书，笨拙地，把那几十个细小的零件，一点一点地，拼装了起来。

　　当我把电池装上，按下开关，看到那四个小小的轮子，在我的手心里疯狂地转动起来时，一种前所未有的、创造的喜悦，充满了我的内心。

　　那辆蓝色的、粗糙的、甚至连贴纸都贴歪了的塑料赛车，成了我那段时间里最好的朋友。

　　而曾文静，则成了我唯一的“后勤部长”。

　　她对这种打打闹闹的男生游戏毫无兴趣。

　　但她会在我因为一个零件装反了而急得满头大汗时，用她那双比我灵巧得多的手，帮我把它撬下来。

　　她也会在我因为又输给了别人而垂头丧气时，递给我一块糖。

　　她说：“输了就输了嘛，不就是个玩具吗？你上次语文考试，作文不还是全班第一？这不就够了？”

　　那段时间，阳光很好。

　　我们三个人，以一种奇特的、井水不犯河水的方式，共享着那个小小的、被跑道和蝉鸣声充满了的校门口。

　　林海峰在他的世界里，追求着极致的速度。

　　而我和曾文静，则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分享着朴素的、笨拙的快乐。

　　我几乎都快要以为，生活，就会在马达的嗡嗡声和奶糖的甜味里，一直这样，平淡而又快乐地继续下去了。

　　但生活，终究不是一条可以无限延伸的、平坦的四驱车跑道，这份脆弱的平衡，是被一张贴在学校门口文具店墙上的、红色的海报打破的。

　　海报是用最醒目的红色纸张打印的，上面写着“飞驰杯全县青少年四驱车公开赛”。

　　主办方是我们县的工人文化宫。

　　比赛的奖品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有着致命的吸引力——冠军，可以得到一辆最新款的、原装进口的田宫旋风冲锋，还有整整一套的改装升级零件。

　　那辆旋风冲锋，就像一个传说。

　　它的底盘是透明的，可以看到里面精密复杂的结构，它的车壳，带着一种充满未来感的、漂亮的流线型。

　　据说，它什么都不用改，就能轻松跑赢我们这些改装得乱七八糟的盗版车。

　　那张红色的比赛海报，像一颗烧得发红的石子，落进了我们校门口那潭平静的水里。

　　我也没能免俗。

　　我把那辆蓝色的冲锋战神拆了又装，装了又拆，每一个齿轮都用妈妈的缝纫机油润滑过，每一个触点的铜片都被我用橡皮擦得锃亮。

　　可我知道，这都是徒劳。

　　它那颗虚弱的、不知名姓的马达，决定了它永远也跑不过那些装备了猎豹或者雷虎的赛车。

　　我需要三十块钱。

　　这个数字，我是在心里，用铅笔，一笔一划地，悄悄算出来的。

　　一颗猎豹马达，十八块。

　　一套最便宜的、带轴承的塑料导轮，十二块。

　　那天晚上，妈妈的心情看起来很好。

　　她没有看那些文件，也没有绣那幅十字绣。

　　她只是坐在桌边，就着灯光，仔仔细细地，清洗着她换下来的丝袜。

　　她最近穿得最多的，是那种浅灰色的，带着细密竖条纹的款式。

　　我听见她说，这种袜子不显脏，也比肉色的结实。

　　她把袜子放在专用的搪瓷脸盆里，倒上一点点洗衣粉，用她那双漂亮的手，轻轻地、反复地揉搓。

　　白色的泡沫，顺着她洁白的手腕，缓缓地往上爬。

　　那动作，不像在洗一件脏东西，更像是在保养一件珍贵的、易碎的艺术品。

　　洗完后，她把袜子晾在卫生间里那根专门牵出来的细铁丝上。就在她转身的时候，她“呀”了一声。

　　我凑过去看。

　　原来是其中一只袜子的脚踝处，不小心被她自己的指甲，勾出了一道几乎看不见的、细细的银丝。

　　那道银丝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像一道小小的、精致的伤口。

　　我以为她会像以前那样，叹一口气，然后把它收起来，等有空的时候，用针线，小心地把它缝补好。

　　但她没有。

　　她只是拿着那只勾破了的袜子，在灯下，端详了很久。

　　她的眉头，微微地蹙着，像是在做一个很艰难的决定。

　　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一种奢侈的烦恼。

　　过了一会儿，她从挂在墙上的那个竹编的针线笸箩里，拿出了针和线。

　　她没有去拿那些五颜六色的、用来补衣服的棉线。

　　她从笸箩的最底层，翻出了一个小小的、缠在白纸板上的线圈。

　　那上面的线，是透明的，比头发丝还要细，在灯光下，几乎看不见。

　　妈妈说，这叫尼龙线，是她以前在纺织厂工作的同事送给她的，专门用来补这种最娇贵的袜子。

　　她戴上那枚黄铜顶针，就着灯光，开始缝补那道小小的、银色的伤口。

　　她的动作，比绣那幅悬崖边的芭蕾舞女，还要专注，还要小心翼翼。

　　那根细细的针尖，在她白皙的、骨节分明的手指间，上下翻飞。

　　她的呼吸，都放得很轻，仿佛生怕一口气，就会把那根脆弱的尼龙线给吹断。

　　我站在她身后，看着她那个瘦削的、微微弓起的背影。

　　屋子里很安静，只有墙上那只老旧的石英钟，在发出“嘀嗒、嘀嗒”的、不知疲倦的声响。

　　那一刻，我心里那个关于马达的、吵闹了很久的念头，就那么突然地安静了下来。

　　我忽然觉得，我那辆蓝色赛车所渴望的、那三十块钱的轰鸣，在妈妈此刻，指尖上这根安静的、几乎看不见的尼龙线面前，显得那么的喧嚣，那么的……不懂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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